京城寿者，夥矣。我这里说的“四老”皆史林鸿儒，倘以年龄高低为序，他们是：何兆武（93岁）、齐世荣（88岁）、刘家和（86岁）、金冲及（84岁）。这四老中，我最早认识的是金先生，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念大三，他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白驹过隙，物换星移，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余三老，均相识于“科学的春天”之后，也各有三十多个年头。我与这几位前辈历史学家的结缘，竟是出奇的一致：缘于书，传于书，情于书，任凭风雨无常，时间流逝，唯书香常在。
回眸过去，其实我很早就读过何兆武先生的译作了。检点兰克史学东传史，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从一本当时专登译文的杂志中，读到了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的出色论文：《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当时还在念大三的我，对兰克史学之真谛虽只是懵懵懂懂，但对它的博洽与精深却充满了好奇与敬意，并由此对西方史学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兴趣与进一步求索的渴望。不过，我当时注意的是兰克，而不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伊格尔斯（当今美国史学史名家），也没有留意译者何兆武先生。当我再次读何先生译作，已是改革开放之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在读西方学术名著《西方哲学史》时，不仅知晓作者罗素，也记住了译者何先生的大名。
此后，我入行渐深，多种何氏的译作，比如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伊格尔斯的新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都成了我教学与科研的必备参考书。作为翻译家的他，我手头还存有他亲笔题签的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等等。先生译风秉承严复的“信达雅”之原则，力求“信达”，精益求精，不妨在此举一小例证之：翻开先生赠我《德国的浩劫》一书，在扉页题款“广智先生教正，兆武谨赠”，换行另写：“本书印刷错误百出，未及改正，致歉。”书收到后不久，他寄来一份勘误表，共有70处，在附函中，又云：“Meinecke中译名似以迈纳克为近，编者改作梅尼克，亦无可如何也……”，对于先生的“无奈”，作为《德国的浩劫》一书的读者，也只能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