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进得复旦，至1964年毕业至今，转眼已半个世纪矣。倘偶一回首，在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洪流里，世界剧变，世路坎坷，世间沧桑，所有这些皆已随浮云掠过，留下的或震撼、或迷离、或欢乐、或苦痛，还是让后世历史学家去评说吧。
1959—1964年，复旦五年，于我个人总是难以忘却。倘问：它给我留下了什么？如何总是让我难以忘却？我想说的是：
首先，它给我以知识。
复旦历史系它创办于1925年，具有深厚的底蕴与积淀，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复旦进入了百年校史上的“第一次腾飞时期”。我们在复旦的五年，正是处在这个时期。60年代初，周扬率高教文史教育评估组，对北大、复旦文史两系进行评比，以为复旦历史系可居鳌头。是的，在那时，复旦历史系云集了一批一流的教授，比如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章巽、朱滶、田汝康等。还有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家，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赵人龙、金冲及等等，可谓是极一时之选。他们不仅为我们开设专门化课程，而且乐于承担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课，因而，我们在复旦历史系的“启蒙教育”，在如上一流名师的滋润与熏陶下，起点就高，基础扎实，为日后的成长，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
1962年大学时代作者学习时的情景
1959—1964年，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只要略一回顾共和国的编年史，就可发觉，在这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急风暴雨，摧落花枝凋零。值得庆幸的是，在60年代初，由于经济与政治上的变化，在思想文化上也吹来了一股清风，我们因此而得益，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可以用功读书的时间。记得当时系里特别强调“三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在课程设置上与之配套，为我们打下了扎实与深厚的历史学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结合耿淡如先生的《外国史学史》一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西方史学原著，其中两部古希腊史学名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直影响着我，影响着我日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