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如是说。他同时指出，只要我们能承认唯有在现存的差别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反之，也唯有在现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别才有意义。他举例说，一个人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一个人能比较寺院与教堂这两个近似的建筑物，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于是，黑格尔在作小结时，说了从事比较研究的这句很精辟的话。
在这里，本文有意借西哲之名言，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意在表达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等。总之，皆留意比较，不管这种比较是历时性的还是共时性的，都关注两者之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一、在“前朝”与“后代”之间
人类的思想遗产之丰盈，是需要逐步累积的；但它之发扬光大，更需要传承。在“前朝”与“后代”之间，思想遗产当然有间断性，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但也有其联系性与延续性，唯其如此，才能呈现人类思想文化的整体性。这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的累积及其传承，也是如此。
本文所说的“历史理论”，是指人们（主要是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思考，也就是古代希腊（兼及古代罗马）人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思考，所显现出来的历史意识。他们最初突出地表现在历史进程中对神人关系的思考上。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人们生活在闭塞的和逼仄的生活环境中，对自然界的一切，诸如白昼黑夜，电闪雷鸣，江河湖海，千沟万壑，乃至雨后的彩虹，深谷的回声，都懵然无知，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在历史的最初阶段，神总是主宰人，著名的“荷马史诗”中的描述就是这样，虽则在那里出现的是“神人同形同性”，但神还是统治人。公元前7世纪前后，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可知，神人关系逐渐开始换位，经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地区科学与哲学的兴起，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两位大史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出世而大变，前者在其传世之作《历史》的开篇即声言，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后者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发出了“人是第一重要的”呼唤。这都足以说明，在神话时代与历史时代之间，他们“揭示了一条很明显的边界”，于是到了智者派哲学家那里，便公然竖起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旗帜，这标志着“人类精神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