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先生是“纵论古今，横说中外”的史学大家，也是我的老师。关于回忆周先生的文字，夥矣。我的这篇小文，琐忆几次与周先生零距离接触时的情景，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深切缅怀与思念。
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1959年的秋天。那时，我刚跨进复旦大学的校门，是历史系一年级的新生。说实在的，那时的复旦远远没有现在那样名声显赫，但倘说起1925年创办的历史系，其综合实力却足可与当时的北大历史系媲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我系拥有一批像周先生那样，在国内位居一流的著名教授。历史系一年级学生有《世界古代史》基础课，周先生亲自为我们上这门课“前言”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只见先生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真是风度翩翩。先生操着浓重的湖南益阳口音，侃侃而谈。这对我们这些大多20多岁不到的小青年，尤其从祖国各地而来的同学们，似乎都有一种莫名的惊悚。尽管我们一时还不习惯先生的湖南口音，但他的宏论大体意思还是听得懂，且很明白的，先生说的是：世界是多元的整体，早在古代就表现出多元的特征；古代世界可以分为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中美墨西哥六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们各自有特点，自成系统，齐头并进……此番见解，与他在《世界通史》总论中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周先生对这门基础课和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的李春元老师十分关注。记得有一次，李老师讲课至中途，周先生从教室侧门而入，依然是穿着西装，很潇洒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在课堂中“巡视”，还不时止步，翻看学生的课堂笔记，此时，那金丝边眼镜，一只镜架套在耳朵上，另一只在眼前晃动着，吓得初执教鞭的年轻教师，满脸绯红，言辞木讷。这样的课堂“巡视”，周先生还来过多次。当时，我是《世界古代史》这门课的“课代表”，于此印象尤深，虽则与周先生是零距离的接触，但却没有机会和他说过一句话。在那时我的眼里，周先生是一座山峰，高不可攀；也是一条大河，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