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虽是由分别撰成的三篇文章组成，它们看上去相互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密。学理上而言，确实是这样，但它们反映了我对寅恪学术的一些基本关怀，即寅恪学术与欧美学术的联系和比较，以及欧美学界如何看待寅恪的学术成就。寅恪在整个汉语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受其影响的入室弟子、别传弟子、再传弟子不计其数，造就了学界中古史研究极为繁荣的局面。而寅恪本人的家学根基、游学经历、学术训练，在今天的形势下，绝无法再复制。但是研究其与当时世界学术的联系，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质言之，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寅恪的训练，就传统旧学而言，远迈当时的汉学家，而就古代印欧语言的训练而言，特别在中亚语言上的修养，寅恪虽在哈佛、柏林等受到最好的训练，但与欧美顶尖东方学者相比，仍有差距。其次，我们虽然主要关注寅恪的东方学和历史学，但也要注意到他在西学上的熏陶，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通过仔细阅读其论著，对比当时其心境，可略窥其西学用典之一斑。最后，我也提示了寅恪之史学在欧美受到的承认。寅恪之所以获得欧美的学术荣誉，当然有修中诚、赵元任等人在欧美替他美言的个人原因，但亦可看出，当时学界仍较为尊重寅恪之史学成就。我也特别揭示了寅恪所获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背景，这首先是因为中央研究院授予来访的李约瑟、陶育礼通讯研究员荣誉，而陶育礼作为英国学界代表，为了支持盟友的学术事业，提名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联络了他导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牛津的同事库克，一起提名，使得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值得一提的还有，陶育礼和李约瑟关系密切，也有学术合作和交流活动。李约瑟曾感谢一些帮助他修改其所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有关自然法部分的学者，其中包括陶育礼。这一部分最初在1951年4月以《中国和欧洲的自然法》为题发表在《思想史学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而李约瑟还感谢了其他对这一部分进行过评议的学者包括白乐日、卜德（Derk Bodde）、宾格尔（K.Bünger）、韦德（E.S.Wade）、魏礼（Arthur Waley）等人[125]。白乐日1951年3月30日曾写信给李约瑟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又写了两封信提供了参考书目。其实修中诚也写信作了评论，但不知何故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李约瑟的铭谢名单中。当时修中诚在加州克莱蒙学院做访问教授[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