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26年寅恪先生回国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曾开设一门课，名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普通演讲课程，其实主要介绍西洋人研究梵文之目录学。这门课必然涉及多种欧洲现代语言所写的论著，如果当时清华的选课学生没有相当程度的英、法、德、俄语，恐怕如同听天书一般。这也许是寅恪所指导的学生人数较少的原因。寅恪先生当初去德国留学时，也学过这些欧洲现代语言。待转到哈佛时，虽然很多课程使用的教材用德语所写，但对他而言已不成问题。当代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的学者虽然关注寅恪的学术背景，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这一课程出现的更为具体的学术史语境。我想，如果结合寅恪先生的学习历程和当时欧洲的学术出版现状，这一课程背后隐藏的“西人”之“东方学”学术史或许值得一说。
近二十年来，所谓欧、美、日本汉学史的研究在海内似蔚然成风，然多忽略其作为东方学之一支的大背景。对于欧美学术界而言，东方学的范围很广，从近东到远东，从埃及学到日本学，汉学乃是东方学之重要一支，在很长时期内，却并非是最受重视的一支。萨依德《东方学》一书名头甚响，然其涉及的主要领域乃是近东和中东研究，对所谓远东研究并未措意。在英、法、德等国，印度学、埃及学尤其发达，汉学与这两种学问相比，受重视程度略逊一筹，其学者在汉学上的建树亦不如在印度学、埃及学上影响深远。
俞大维、傅斯年等寅恪的亲友均指出过，因以哈佛和柏林留学的学习经历最为重要，寅恪先生早年治学尤注重德国东方学，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梵、藏、汉佛教文献比较，以及佛教文化史。这一学术取向须得放在一个广阔的东方学背景下考察。季羡林先生曾整理寅恪的早年读书笔记，提示说多本笔记本上实际上记着大量的东方学书目。这当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信息。可惜这些书目无从得到发表机会，而我亦无缘考察这些书目，难以确定其来源。这里只是以寅恪的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话头谈谈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早期发展。如果单以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论述的题目，有许多问题可以发掘，完全可以写一本专书，我在这里只能做一点极为简单的提示，略窥19世纪末以来西人治东方学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