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对中国学生在文学和哲学两方面影响甚大。他曾应邀到美东地区中国学生会年会做演讲《中西人文教育谈》（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后来由胡先骕译成中文《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1922年发表在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第3期。其中特别提道：“孔教虽可敬爱，然究不得谓为宗教。则今中国之新教育中，应否另有如何之宗教分子，亦宜研究。此问题过大，非匆匆所能毕论。故惟吾欲有言者，即吾少时，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与梵文时，吾每觉本来之佛教，比之中国通行之大乘佛教，实较合于近日精确批评之精神。中国学生亟宜学习巴利文（今留美学生中，习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且可望发明佛教中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纲维，就其实在影响于人生行事者论之，佛教之正宗与基督教，若合符节焉。”[71] 这段话首先是否定了孔教是宗教，然后主张“本来之佛教”，即早期佛教，比中国的大乘佛教更具批评之精神。他所提到的留美学生中学习巴利文的二三人即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他们选修了兰曼的巴利文课程。不过，所谓巴利文佛教乃是“本来之佛教”的看法，明显受到当时欧洲佛教学的影响。
20世纪初在哈佛念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72]，其中许多与白璧德有过来往[73]，可以说日常交往中实际是教学相长，白璧德也在与中国学生的交往中了解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而中国学生亦受白璧德的思想和学术影响。但由于各人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思想状况不同，他们受白璧德的影响并不一样。我认为这些受白璧德教诲和影响的中国学生大体上按照其治学的路数可勉强分成三组[74]。其中最有名、最容易被人提起的自然是学衡派诸君，以吴宓、梅光迪二人为代表，他们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基本接受白璧德从哲学思想到文学思想等较为全面的思想主张。换言之，他们接受白璧德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价值观的影响。这一派最受学界关注，有关论著十分丰富，所以这里不再作重点讨论。第二组是受白璧德文学思想影响的梁实秋、林语堂等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他们主要受白璧德文学思想影响[75]。梁实秋对于白璧德的思想和学术非常熟悉，也完全了解白璧德对于梵文和佛教的兴趣。他在《影响我的几本书》 一文中提到，“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76] 第三组包括一些和前两者都不一样而在印度学佛学方面颇有造诣和成就的学者，即寅恪、汤用彤以及俞大维等人[77]。这些人可能主要受白璧德的学术思想影响，值得一说。寅恪在《学衡》上发文极少，只有一篇《与妹书》，重点在谈学术，没有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反映[78]。汤用彤则积极为《学衡派》贡献文章，但严格来说，他们似都不算是学衡派核心成员，也不刻意宣扬白璧德思想。因他们主要仍以治哲学、佛教为主，不特意宣扬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立场，不以抗衡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为目的，尽管寅恪对胡适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略有批评。俞大维和白璧德似乎没有密切交往，至少《吴宓日记》中没有反映[79]。但考虑到他和兰曼、寅恪、汤用彤的学术联系，以及和吴宓的交情，附记在此，亦可见当时中国留学生学术网络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