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关于“中国”在变迁中延续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以及成为历史书写对象的必要性，可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亦可参见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7] 关于晚清中国的国家性质问题，学界的看法并不统一。一方面，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履行一个现代国家的义务，当然中国同时也就被承认或被赋予了现代国家的主权等权利。实际上，在与西方近代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已逐渐发生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演变，特别是清末新政阶段。如于逢春就认为，1820年《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其所附《皇舆全图》的编绘，就标志着大清国“已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要素——领土、主权与国民（臣民）意识”，“已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对其疆域、边界已能有意识地自我认定、法理确定”，其疆域、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参见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4页。此见值得今人思考。
[58] 如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就强调指出：“近代以前，‘中国’一词既不指民族，也不指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皇帝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式指代，它在1912年首次以‘中华民国’这一词汇缩略而成，尽管民国时期它既指国家也指民族。然而即使在那时，这一用法也不普遍。”（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刘平校：《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4页原注释2。英文本见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66.）果真如此吗？非也。海外汉学家的类似观点并不奇怪。在国内，此类看法也是随处可见，甚至研究有素如胡阿祥先生，有时也难免落入窠臼，见其早年论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不过，胡先生也并非全然没有见及于此，其书有关观点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如他有时强调“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前，‘中国’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见此书第253页），有时则又指出，秦汉以后“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走向定型”，到明清时期的国际交往中，“政治的中国，无论是空间抑或时间，其指称都相当明确”（见此书第264、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