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吴文藻“文化多元、政治一体”之回应
应当指出的是，类似“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其他各族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的看法，却并不始于顾颉刚。如前所述，早在清末，一部分留日学生中就已出现中国各族为同一“民族”，单个言实均为“种族”的观念，不过尚未明确将其与现代“中华民族”符号直接结合起来而已。民国以后，特别是1923年以后至30年代初中期，这种观念在不少人那里也曾时隐时现，虽没有像顾氏这么直截了当地“剥夺”各具体民族的“民族”身份与资格，但实际上已在逐渐地趋于明确。前述1928年张慰慈、1929年蒋介石等的有关看法可以为证。1934年底和1935年初，作为国民政府特使前往西藏，参加追封、祭祀十三世达赖喇嘛活动的黄慕松（1884—1937，广东省梅州人，早年留日学习军事，1935年3月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返京后不久，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强调：“我们与西藏完全是一整个民族，虽表面上分有汉、满、蒙、回、藏、苗等种族，其实很不容易分析，就是请人种学的专家来分析，来研究，很难详细的具体的划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民族，我可以将西藏人民的衣、食、住、行、风、俗等略述，藉以证明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同时也可对永以西藏为其他民族的人，作一有根据的解释。”[37]
1935年10月，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登载留法归国的赖希如之《中华民族论》一文，事实上也较为明确地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各民族当时均为“种族”的观念。不过，赖氏却并未像顾颉刚那样片面强调其中所谓“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更没有强调“血统”在其中不重要的观点。相反，他明确声称，“中华民族是以诸夏血统及其文化为核心，由本系逐渐之藩衍发展，同时吸收其他蒙古种各支系之优秀成分，使之同化固结，而构成为一个极复杂极博大而极巩固之民族，此不仅为研究民族史实之结论，而且经现代科学家分区分析吾族血统之结果，复加以证明”。不仅如此，赖希如还以此认识为基础，进一步解说了他所理解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文章一开篇就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