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总算写完了。正如“绪论”所述，从2001年为参加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首次撰写有关“中华民族”观念的论文算起，已经过去整整十五年。其间，断断续续，一直在从事有关研究，并发表一些论文，但始终未能出书。非敢言“十年磨一剑”，实在是所研所论关乎甚大，颇感其难，追求全面搜集资料、系统解决问题之外，复有戒慎之虑，遂不得不一再拖延、以至于今。另外，我向来兴趣杂芜、喜欢多题并究，没能合理地安排好时间，这也是拙著迟至今日、方才得以正式出版的原因。
交稿之时，正值去年年关，出版社要完成预定计划，频频催促，自个既须持守信用、又想辞旧迎新，只好毅然舍弃一个原定议题，彻底交账。交稿之后，又利用校对的机会，陆续有所增删。
校稿之日，反复重读《文史通义》，章学诚所谓“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名论，竟久萦于心，难以释怀。然悬鹄“经世”，对于吾辈书生，恐已成过高目标。能选择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认真考述其过程，全面揭示其真相，并努力做些诚实的思考，或不妨自我开释可也。
如此放松之后，我最先想做的事情，就是真诚感谢那些学术上的同行。他们对于我研究这一课题，曾予不同形式的推动和帮助。其中，前辈学者有戴逸、张岂之、金冲及、杨天石、程歗、沃斯特（Donald Worster）、熊月之等先生；学长、学友和同事之中，则有邓正来、雷颐、许纪霖、萧延中、张鸣、村田雄二郎、绪形康、徐秀丽、方维规、郑大华、王先明、马克锋、仲伟民、俞祖华、景跃进、王续添、程农、李帆、张昭军、张越、谈火生、朱浒、曹新宇、侯深、曹雯、李少兵、李乔、邹小站、张永江、于逢春、杨思机、许小青、瞿骏、罗布、宝音朝克图、丁超等学者。特别是张岂之先生，他老人家对于我的这一研究，长期勉励、不断指教，最令我敬佩感动。程歗先生和邓正来兄对于我早期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亦曾起到过宝贵的激励、鞭策作用，令我难忘。遗憾的是，他们二位如今均已不在人世，我再也没有机会请他们给予批评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