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然进入民国，一时间最难以适应的人群当属前清的大小官员。一方面，退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各种衙门机构暂时还在虚应故事，许多实官尚未解除与清朝的关系，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后来各衙门陆续被民国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机构。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顾不暇，除少数近臣外，为数众多的内外大小官员不可能继续赖以为生，即使不赞成共和，也要设法在民国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异，以自高身价，还不免有矫情之嫌。[16]
清廷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右）、那桐
民初改元，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的那桐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17]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赋闲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戏、应酬、吃饭外，间中偶尔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庄建造房屋，并于1913年1月迁入新居（701-731）。或许由于那桐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与清王室的关系仅限于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知其已于十余年前故去，还拟予以表彰，以正风气，以免前清亲贵被伪组织拖下水。
另一位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原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凯政权的重要推手。皇族内阁解散，他被解除协理大臣之职，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在清朝与袁世凯之间，徐世昌既要帮袁世凯的忙，又不愿公开失了对清朝的礼。壬子新正，他凌晨四点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赏八宝荷包。召见，谢恩，又蒙面赏荷包，行贺年礼。趋诣皇极门外随皇上朝贺皇太后，又趋诣乾清宫朝贺皇上”。[18]此后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庆宫，回寓后办或谈公事，看书、写字、会客、应酬，也常常会见袁世凯，与之深谈。至于所担任的新旧两朝各项事务，则逐渐辞去。如向袁世凯辞去津浦铁路之事，向清室辞去太保等衔。5月间，曾请假回河南汲县省亲，详细记录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办之事，前后历时近一个月。归途又转赴山东，游览泰山、孔府林庙、崂山等地，察看枣庄中兴煤矿和津浦路外，主要是到青岛置地购房，为移居做准备，并访晤了聚居于此的前清官员和德国人卫礼贤。6月中旬才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