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一日（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的家乡县署奉令筹备过新历年，“谓之阳历‘中华民国元年’。宣统辛亥总算终了，满清气数二百六十八年已灭亡矣”。如果所记不误，则在12月31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之前，湖北军政府已经做出了相同的决定。这与相关文献记载湖北军政府只是改用黄帝纪元，沿用阴历，附载西历为习用阳历之预备，在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用阳历后才随之改变的说法有些出入，湖北军政府应是最早依据阳历计算中华民国元年的新政权。当地的寒溪学堂为此扎彩新丽，元旦当天彩旗飘扬，“路人观者叹息，谓随洋人过年，行洋礼矣”。[7]
武昌起义前，朱峙三已经具有反清意识，并且参加过一些文字宣传工作，只是没有正式加入革命组织。起义前夕，朱峙三突发重病吐血，在病**捱过两天，就于起事次日逃回家乡避难，同时养病。经过数月将息，病体逐渐复元，见局势渐趋平静，便动了上省找事做的念头，为此托过一些同学的关系。转眼到了1月下旬，朱峙三眼看消息沉寂，而同学好友纷纷上省，“欲往省谋事。盖腊月年关，百债待还，不胜忧郁，守株待兔不是办法”。于是剪去发辫，戴上西式便帽，父亲又为其“卜牙牌课云上吉，可就事，无危险”。（269）1912年1月27日，朱峙三终于和已经去辫的好友一起动身出发，走在街上，县里的相识者看到两人均无辫，惊异骇甚。朱峙三的发蒙塾师仍然劝其勿往省，“予以谋生要紧拒之”。（270）
其时鄂省内陆航运，“自起义后，招商各大船往沪汉线者，均停班装兵，只有日、英轮船装客货往来如常，革命军尊重外交也”。朱峙三视为文明行为的同样情形，在郑孝胥和恽毓鼎看来则是表明革党不敢得罪外国的怯懦之举。与起义前相比，省城的“城郭犹是，但人民增多一二倍，长街行人拥挤不堪，与八月十五以前大异。新政府成立，谋事者不拘资格，商务又繁荣。噫！此真新气象耶”。（270）同样景观，不同的人感觉印象却是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