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组织国会请愿以及通国学界同志会而被遣戍新疆的温世霖（原名温昱，字支英、子英，天津宜兴埠人），放在士绅之列多少有些另类，他是清朝最后一科秀才，曾肄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当过幕僚，办过学堂，编过报纸。为其《昆仑旅行日记》作序的陈宝铭说：“温君北方之强也，具一往无前之志气，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欲建掀天揭地之盛业，博震古铄今之令誉”[43]，换言之，也就是有些好出风头的意思。果然，经此一番震动，温世霖举世闻名，其遣戍新疆，万里奔波，一路风尘，固然千辛万苦，却受到沿途各地官绅商界的照顾优待，自己也得以借此访察西北风土人情，尤其是对于曾经寄予希望的新政宪政有所验证。
温世霖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也就是1911年1月7日，在天津寓所被警察入室拘捕，未经审讯，即发送新疆，初九日住丰台，次日至石家庄，十一日到河南彰德。变生不测，温世霖连行李也未及带。其实温世霖本来并不赞成学生的激进主张以及干政行为，他被推为通国学生同志会会长，正是因为代表们担心学生的偏激言行可能导致情绪和局势双重失控。温世霖对于学生的割股刺臂断指等激烈举动极不赞成，被逮后仓促间还不忘致函严修等人，告以应从速筹备立宪等事。（35）
作为国事钦犯，温世霖虽然遭到清廷的严惩，可是各地具体承办的官员却不以罪犯对待。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911年1月23日），河南盐务张桂生函告其子，“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是从来所未有。当温公到时，州署预备早饭，如接过路委员局面。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居然客坐，毫无苦况。押解委员谈笑自若。钦犯过境向虽如此，未有如此次之优者。”（37）阶下囚俨然座上宾，朝野之间乃至官场之上善恶是非的标准如此大相径庭，往往就是非变不可的征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