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信访引发的各种社会事件强化了政法委的扩权，各地政法委制定种种规范，而这些规范常常与现行法律相冲突，造成法律的紊乱。政法委书记是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审判实践中，政法委对公、检、法提出的建议，往往具有很高的效力，这也是我国审判机关实际上施行首长负责制的体现，造成审判分离。如此一来法官并非真正的裁判者，政法委的扩权偏离了法治的轨道。
2005年，河南义马市进行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的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此后，信访改革取得成效，信访量5年来逐年下降，其经验在全国被推广借鉴。
现在一些地方政法委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家安全、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行政、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6]尤其在基层法院，法官听命于政法委的现象比较严重，这显然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是中国长期的人治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当今的司法现状格格不入，也违背司法发展的趋势。法治还是人治？只要政法委这一制度继续存在，我们就无法逃避这一问题。
事实上，围绕政法委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影响较大的冤案、错案与政法委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使得人们开始进一步思考这一制度的存废问题。
废除论者认为：政法委制度与法治存在冲突，党的领导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有人指出：（1）政法委领导并管理政法各部门和政法工作，在我国的法律上没有任何规定，按照法律形式主义的要求，其无权力、无资格对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法各部门及其工作实施领导和管理。（2）法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政法委对待法律和司法更多的是从政治立场上来把握，这一点很可能会忽略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在实践中也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3）政法委不适当地干预司法，违背了宪法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布坎南认为，法治的观念应建立在三个核心原则基础上，其中之一便是“法院和其内部行政管理职能应当不受政治制度直接干预而工作”，政法委制度的存在违背了审判制度的本质，也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