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教育思想家认为学校的角色就是传递已经定义好的文化价值。学校应该传递的价值以及组织课程的指导目的都是基于基督教和民主主义传统。人们假定教授工具学科（tool subjects）和传统要素就能自动产生忠实虔诚的公民。这种思想将学校与教师的功能限定在课堂教学的范围内，从来不曾考虑学校或教师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由于进步的方向固定不变且无法避免，人类的工作就是找出并遵循上帝的法则和自然的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开创者斯宾塞（Spencer）在其著作《社会静态学》（Social Statics）中指出，只有当国家卸掉功能，社会才能达到它注定的平衡，这些功能就包括用税收建立的学校，因为它不符合自然的社会进化规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并没有动摇传统的关于宇宙和社会沿着永恒的神圣的路线进化的观念。在早期的社会进化论者的头脑中，学校对于社会变化的方向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19世纪美国国家主义的发展、民主的扩张、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来自多样的政治和宗教背景中的移民迅速涌入美国，这些都威胁到传统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以至于美国寄希望于公立学校，将其作为保存传统价值的工具。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学校应该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并在其中发挥重要功能。美国人对教育怀有的信念是希望它作为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工具。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rank Ward）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判。1883年他针对《社会静态学》写了一本《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理智能够控制自然的力量并且按照人类计划的目标塑造社会进化的过程。他提出的观点对美国教育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20世纪初期，社会取向教师教育思想的萌芽也有赖于强调学校的社会功能的教育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