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战”后美国学术取向的基础教育改革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霸进入冷战阶段，冷战的核心是军事、科技之战。当时，献身于科技之战的美国科学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开始谴责学校中的反智主义倾向。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更是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自信。美国公众认为教育对国防、科技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立学校改革势在必行。
批评者指责美国公立教育没能保护“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价值，没有培养学生的忠诚、爱国等品质；学校缺乏真正的学科教育和严格的教学；学校课程枯燥，各地制定的学业标准要求不高。在这些批评声中，备受谴责的是进步主义教育和1945年以后出现的“生活适应教育”。“生活适应教育”起源于美国联邦教育署的职业教育部，其支持者认为它是对学生的“真实生活”需要的创新性回应。它提倡培训高中学生学会基本的生存技能：如适应社会的工具、职业培训的基本知识等。反对者认为它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另一种伪装。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占据主流。要素主义认为课程内容首先应该反映人类文化的“共同要素”，主张通过系统的组织严密的教材对学生进行理智训练，强**学过程中教师的中心地位，主张严格的学术标准和纪律要求，鼓励学生勤奋刻苦，重视学术成绩的提高。历史学家贝斯特（Arthur Bester）从1952年就开始批判公立学校的反智倾向，尤其批判“生活适应教育”。1956年，贝斯特创建由他担任主席的基础教育协会，要求美国基础教育回到欧洲传统的教育模式。另一位基础教育的批评者里科弗（H.G.Rickover）是美国战后启用参与教育改革的重要科学家之一，他反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主张美国教育应该采取严格统一的学术标准、注重心智训练、强调纪律、权威主义。此外，著名科学家、外交家和教育家科南特在对全国103所中学调查之后于1959年出版《今日美国中学》，提出在综合中学中实施能力分组，加强天才教育，设置数学、科学和外语作为必修核心课程的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