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
雅典人审判并处死苏格拉底（Socrates），是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与雅典的学术自由状况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时间久远和第一手资料阙如，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苏格拉底本人，以及他死亡的真正情况，尚有争论。
后人心目中苏格拉底的哲人形象，大部分来自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在柏拉图描写苏格拉底审判和死亡的四部对话录《欧泰弗罗篇》《申辩篇》《可里多篇》和《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是像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一样的悲剧英雄。但是，在苏格拉底的朋友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他另一位学生色诺芬（Xenophon）的著作中，苏格拉底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形象。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俗不可耐，出言陈腐庸俗。阿里斯托芬为苏格拉底写了一部喜剧《云》，还在其他几部喜剧中让他登场，在这些剧作中，苏格拉底是一个丑角式人物，作者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公共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街上与青年人辩论，教会他们思考，鼓励他们使用自己的智慧考察和批评流行观念，改进生活。这得罪了他的同胞。三位雅典人，富有的鞣皮匠阿奈特斯、“年轻而不著名的”悲剧诗人美莱特斯和“默默无闻的”演说家莱康，他们控告苏格拉底不信神，腐蚀青年。雅典陪审法庭判处他死刑，他最终饮鸩而死。柏拉图的说法长期以来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个事件通常被后人当作雅典民主不能抹去的黑色污点。
美国报人斯东（I. F. Stone）的研究对柏拉图的解释提出质疑。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死于他与自己所在城邦的冲突，而“冲突的起因是他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与他的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与古代一般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1]。第一个问题，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是什么？雅典人认为，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个“polis”，即自由城市，“polis”是自我治理的，其中的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自身。而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伙人群”，它需要“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后面两个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美德和知识？ 雅典人认为，美德是理性地参与城市的政治。苏格拉底的命题是知识即美德，而真正的知识是得不到的，城市中的多数人并没有自我治理所需要的美德和知识，所以，他们需要别人来统治。第三个问题，何谓幸福的生活？雅典人认为，公民是通过充分参与城市生活和事务而得到教育和完善的。苏格拉底对青年人言传身教的是退出城市政治生活，他认为这是灵魂完善的必要条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