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以悠久的传统和实践为基础的机构”[1]，传统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了它们对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大学内在地是一个保守机构。尽管大学经常对新事物很有好奇心和热情，尽管几乎在任何时候教授中都不乏激进的左派人士，他们对社会变革持积极态度，但只要他们转脸面对自己学校的事务，马上就会表现出另一种姿态。教授们对校外力量改变大学现状的任何努力总是非常敏感，他们在精心维持自己对大学控制权的同时，小心谨慎地检查大学每一个细小的变化，有悖于传统的任何变革都会遭到抵制。这已经成为大学传统的一部分。
保守性格维持了大学的长久生命力，维持了这些机构的稳定和基本价值。欧美很多大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与它们一起出现的机构，绝大多数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而这些大学依然存在，不仅使用相同的名字，并且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依然生机盎然。
然而，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挑战面前，大学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吗？对大学来说，变革还是保守，是一个严肃的选择。
在近千年的发展史中，大学不是第一次遇到挑战。在挑战面前，那些后来被证明成功的大学总是勇敢地开辟新领域，抓住某些契机，通过恰当的变革来维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并获得发展机会。研究大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学一直在经历着变化，虽缓慢，却持久。社会在发展、变化，一所大学拒绝因势而变，无法维持持久繁荣。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说：“学术文化养育了一整套有利于当前事态的政策和惯例，以期穿越可能的未来。这是保守主义的特征，或许更是衰老的表现。”[2]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先是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后来德国人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成就了19世纪德国大学的繁荣。1862年，美国国会《莫雷尔法》宣称：“平淡时代的那些信条已经跟不上风云变幻的现实。当现实中充满了困难，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当情况与以往如此不同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3]前进的方向和思考的结论是大学教育走出象牙塔，主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后来的历史证明，这部法律开启了美国大学教育的繁荣时代。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说：“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Charles R. Vanhise）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的演变过程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历史已说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改革，其他国家现在已开始纷纷效仿这种美国模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