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情感哲学的标准，如果我们暂时把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简化成理智与情感的关系，那么英国学者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就非常形象地描绘了理智与情感乃至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说明只有把握了两者的中庸之道，才能够领会这个世界的悲喜剧。正如第一章所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就在《斐德诺篇》中把灵魂比作车手，驾驭着两匹飞奔的马匹，把车手比喻成理智，两匹马则分别比作意志与情欲，极其形象地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制约。而以处女作《理智与情感》成名的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用掺杂着理智与情感的微妙情怀来关照这个世界，在她笔下展现出了“两寸象牙微雕”般英国社会的一部严肃正剧，正是在她那满是讽刺、尖锐、犀利的文笔背后，包含着一种宽容的审视。可以说，奥斯丁是一位游离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道德评判大师。她对人物性格转变的描写，深刻之处在于探讨人物在理性与感性这种先天两歧中的转化和背反。代表理智的埃莉诺与代表情感的玛丽安两姐妹，以玛丽安与威洛比的爱情终止为分界线，两姐妹的性格不再那么判若分明了，她们都开始向着对立的另一方的方向转化。玛丽安学会了以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情感，而埃莉诺则出现了难以抑制的**喷发。尽管对于理性与情感的复杂关系，历史上众多大家以文学艺术表现的形式给出了浪漫的解释，然而要真正从学理上严肃地对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这样广泛且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哲学思潮进行完整而详细的评论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从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角度来说，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对人的思考总是基于“永恒性”，不管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存在，还是作为视界的思维方式，或是作为工具的思维方法，都不随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具有绝对主义的特点。这反映出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优点和弱点。显然，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实证主义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对绝对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发起批判。而“浪漫主义”运动和“生命哲学”则强调人文学科研究的特殊性，从其他角度攻击唯理主义，要求建构适应于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方法。正是基于此，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导研究方法的关键特征就是要关注生存态与暂时性事物的价值与意义，以“时间性”作为问题研究的基石。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从文学、艺术、诗歌、哲学、政治、伦理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领域呼吁批判传统哲学的独断性，要求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展开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从而给非主流的文化平等地位；并且还认为，现代性的主要危机来源于对理性的理解和阐释，现在需要全面否定理性主义的观点，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理性观。比如，20世纪40—60年代，短短30年间就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战争，野蛮与暴力空前猖獗，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参与了战争。面对1940年夏季希特勒的攻势，丘吉尔认为赢得战争的唯一途径是“用重磅炸弹对纳粹国家进行毁灭性和根除性的打击”。而到20世纪6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时，美国领导人仍然想“要把越南炸回石器时代”。自诩为时代精神的西方哲学理应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对人类这种“堕落的理性”进行诘难。实质上，非理性主义谴责的正是那些“只靠风俗、习惯、规章制度生活，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束缚于片面的理性教条，他们以理性和秩序为借口，对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的所谓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者。[1]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主义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显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