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令人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其年岁大小，他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任并以全副身心感受到这一责任。他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当某种情况来临时，他会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1]
——马丁·路德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全球化的进程、社会期望的改变、新公共政策的调整、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诸如此类的因素对大学提出了预想不到的挑战。为应对各种挑战，大学通过提供服务和产品，以全新的方式对外开放的同时，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和审查。富迪（Frank Furedi）如此描绘今天的理性与非理性思想混杂与交汇的大学场景：“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走入社区，展出早已被公众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使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与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审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现代大学不是骄傲地远离商业世界，而是忙着为新发明颁发特许证，或者孵化高科技公司。”[2]
曾几何时，大学就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理性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微观公共空间。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一书就通过“追溯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揭示出社会与政治的状况如何支持或阻碍他们的理念，而他们又是如何在巨大的困难中影响和铸造了西方的理念世界。” 尽管知识分子所捍卫的理性、正义和真理等抽象观念往往正是不被“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掌控的资本场域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然而在科塞的眼里，知识分子首先是拥有“理智”的人，同时又是理念的守门人，即“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3]，他们从绝对的理念出发，把现实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致力于挖掘种种社会弊病及其根源，从而促进社会的自我救助与完善。科塞笔下的“理念人”正是运用其与生俱来的批判职能，以独立超然的姿态处于社会之中，而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