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欣欣向荣如朝阳升起之景观，作为教育学人，如何做到既有解构，又有构建；既有破题又有立论；既严格遵循该学科特有的概念、知识和逻辑体系又不局限于学科空洞无物的纯理念；既不因学科太年轻而高谈阔论“理念”与“外域理论”造成习惯性仰视，又不因冥顽执守“国情”与“本土经验”而坐井观天，对如我一样刚刚迈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并期望做出一点微薄贡献的后辈学者来说，无疑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又需要鼓起无比的勇气！
选择“大学理性”作为本书的研究主题，确实得感谢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周作宇教授。2003年上半年“非典”肆虐，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被迫推迟到九月中旬。正当论文顺利答辩完成之际，由于一个极其巧合的契机，我于当月确定要调动到当时由李椒元先生担任社长、张耀铭先生担任主编的《新华文摘》工作，担任教育学科的专栏编辑。近10年来，《新华文摘》由于“博览千家报刊，圈点天下文章”，契合了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需求，适应了当前中国社会快捷而知性的生活方式，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新观点、新资料、新信息，融政治、思想、学术与审美诸多价值于一体，正如日中天，在政界与学界、思想界与期刊界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因此，进入《新华文摘》工作的短短几年，这种优良的学习和生活平台就给予了我很多有关学术思想方面的灵感，甚至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从2006年开始，针对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高度扩张后“非理性发展”的“实践”逻辑与状态，我开始写作并发表了数篇有关“大学与理性”的学术论文。2007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选修了当时作宇先生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课程。这个期间，我第一次比较深入阅读了有关“理性”的相关著作，尤其对《理想国》中柏拉图有关“洞喻”的对话记忆犹新：一些人从童年开始便居住在一个洞穴里，脚和脖子都被铁链锁着，双眼只能直视前方，身后是无法看到的光源。这些人只能注视自身通过光线映射在岩壁上的影子，并试图发现这些影子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一个人挣脱了脚镣，返身时偶然看到了眩目的太阳。于是，他在目眩中四处摸索，并结结巴巴地向同伴讲出了他的所见。别人都说他疯了。但他逐渐适应了注视光明，此后他的任务便是爬回还呆在洞穴里的同伴那儿，率领他们回到光明……[1]我常常想，在柏拉图的文本里，这个人就是一位具备理性的哲人，太阳代表着理性与真理，人类唯有基于理性才不会受到幻觉和影子的干扰，并通过行动来努力寻求真正的存在。在柏拉图这里，洞察真、善、美的智慧工具，即理性之源已经有意识地被人类发现了。因此，可以说，自从该哲学史上的“洞喻”开始，特别是从罗马挪用了希腊思想以来，西方教育甚至人类整个教育的目的，无论其在历史时空坐标上的具体变化程度如何，就一直是致力于把人类从堕落的黑暗深渊中引领出来，生活在普遍的光照之下，并试图重新让人类上升到光辉闪耀的奥林匹亚的高度。[2]后来，我在韦伯的著作《学术与政治》里才知道，正是在那样的境遇里，“人们手里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件工具，利用它可将人置于一种逻辑绝境，使他没有退路，只能是或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或同意这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是永恒的真理，决不会像盲人的行为举止那样遁于无形”[3]。事实上，就算到了20世纪中期，甚至是21世纪，不管作为研究者视域中大学文本的本质或大学理念如何，其实，在世界各地由于不同文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大学形象依然或是“居住僧侣的村庄”，或是“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抑或是“充满无穷变化的智力城”[4]。因此，如何根据大学及其社会自身的发展阶段，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清楚识别自身投射在岩壁上的各式幻像，是不是还需要我们依赖大学理性精神的引领呢？在随后的两个月内，通过对笛卡尔、培根、韦伯等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原著的选读或精读，坚定了我前期对“大学”与“理性”关系的兴趣与热情，并初步提出了“大学理性”概念的简单想法，结果立即在课堂上就得到了作宇先生的热情鼓励，希望我在课后写出一份类似读书汇报的文章供大家讨论。最终我在10月下旬提交了“大学理性从哪里来”的论文稿供同学们讨论（先生亦同时提供了一篇自己近期创作的“论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学术论文）。经师生共同研讨后，我把论文修改稿投给了《教育研究》主编高宝立先生，经他本人亲自定稿，以“大学理性：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为标题刊发于《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这篇12 000字左右的论文算是我真正第一次从学理意义上简要阐述了“大学理性”的历史传统，并概括“大学理性”的内涵与外延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