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时期是中国试图摆脱外来模式（苏联模式）影响，建构本土发展策略的开始。其基本特征是强**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的在于通过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采取多快好省的方式，实现工农大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即又红又专的劳动者），彻底消除三大差别，最终走向毛泽东所期待的“五七道路”。
强化党的领导，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在这一阶段被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它是确定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舵手”，更在于它能确保所选择的发展方向不被修改和遮蔽。在“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那些被认为是影响或企图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和做法都是促使党的领导和控制进一步加强的理由。欧克肖特对政治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清楚的体现了这一点：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的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1]
政治控制的后果是国家的力量全面渗透到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社会和个人的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2]
在加强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的发展策略（见表4-7）。依据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计划性的、单一性的管理和办学体制被打破，分权下放取代了集中管理，办学主体由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两种教育制度”取代了仅有“正规学校”的教育制度，一切积极因素在打破苏联模式的过程中被唤起。这就形成了“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共存的局面。托克维尔区分了政治集权和政治分权、行政集权和行政分权两对概念，政治集权是指国家具有统一的政治意志，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单独的人在行动，它可以随意把广大群众鼓动起来，将自己的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在国家想指向的任何目标。而同时行政分权又可以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以贯彻国家的目标。在托克维尔看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就需要在政治集权和行政分权之间建立起均衡。甘阳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体现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即一方面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控制；另一方面又强调行政管理权向地方下放。[3]例如在1958年，国家逐步下放高等教育办学权，许多原来由中央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管理的学校下放地方，同时允许地方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