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政治标准的缘由
在教育“革命”时期，“政治标准”成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分配标准。对此，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策略。苏珊·佩珀指出，取消全国入学统考，其目的在于建立结构和内容上更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仅为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大的受教育机会，而且产生出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个目标明显地超出了“**”前大学扩大招收工农的目的。[37]也有研究者指出了这一标准蕴含的不公平性，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性政策，限制、剥夺了非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而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38]也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与学术标准的普遍主义特性相对立的一种新的特殊主义的分配标准。尽管其表面上实现了普通劳动人民向新的社会精英流动的机会，而事实上加剧了人为的不平等带来的整个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的破坏，而且也引发了由特殊主义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败坏。[39]但是，对这一标准本身的认识需要追溯当初设立的缘由，离开这一点，就很难对它的优劣进行评价。
对于这一标准设立的缘由，有研究者（如姚若冰、罗伯特·泰勒等）指出这是当权者两种不同发展策略交替选择的必然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策略为发展经济，因此高校招生以学术标准为主；而在教育“革命”时期，发展策略为政治革命，因此高校招生以政治标准为主。不过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在不同发展策略下，高校招生标准具有的某种特征，但很难在两种策略和两种标准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因此，对这一标准确立的缘由应当回归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发展图式中去认识，王绍光和萧延中则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王绍光从“社会排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两个精英集团，一个是以工农干部为代表的新精英集团，一个是以留用的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老精英集团。在“反右”运动时期，老精英集团和新精英集团开始分裂，互相排斥（即所谓轮流坐庄）。因此，当老精英集团以知识、能力、学术自居要求掌权时，新精英集团则通过个人身份上的优势（如家庭成分、政治表现）进行反击。这就是后来强调家庭“成分”的由来。[40]费正清认为，强调阶级出身及政治表现的目的，在于防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子女继续管理新中国。[41]事实上，根据薄一波对当时情况的回顾，也确实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存在要求轮流执政，对党统治合法性质疑的声音。研究中国“反右”运动的英国学者纳拉纳拉扬·达斯在其《中国的反右运动》一书中也搜集了当时反对政府的右派观点。[42]邓小平后来也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当时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43]王绍光立足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冲突，看到了所谓“两条道路”的冲突和斗争，揭示了两个“精英集团”分裂的事实。不过，就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而言，社会潜在的分裂还不至于此，还存在着两个精英集团同群众分离的危险。整风运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此问题。在开展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就认可刘少奇提出的在工人阶级中存在一个工人阶级贵族的看法，并指出，不进行整风，“我们就一定会被革掉”。[44]毛泽东在解释整风运动的目的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