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能否获得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不仅关涉个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及其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而且关涉社会的民主与进步。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高等教育被看成是推进社会平等的工具，并被期待能够打破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界限，为全体人口创造更大的机会。[1]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知识的掌握都和一大堆不平等现象、排斥现象以及社会斗争如影随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范围内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急剧增加，从1970年到1990年，高等教育注册人数增加了一倍，大学生从2800万增加到6900万，到2002年达到了1.22亿，估计到2025年可达到1.5亿。[2]但是，高等教育入学规模的扩张并没有有效地克服或缓减人们在获得教育机会时面临的歧视和不公正现象。[3]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自1999年实行“扩招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入学人数不断攀升，截止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2300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26.5%。[4]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国城乡、区域、阶层差异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之间有很大的关联。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在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可能遇到更大的障碍。沃尔特斯称之为“增长的限界”，在他看来，单纯的教育扩张本身不一定会改变各社会群体在“教育队列”中的相对位置。教育机会的获得依然与家庭背景顽固地缠结在一起。精英阶层总能做到通过接受比竞争者更多的（或更珍贵的高档次的）教育而排列在教育队伍的最前列。教育扩张实际上成为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享有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为精英阶层提供了规避改革的工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教育扩张可能起到一种反改革的作用，抵消旨在通过改变教育机会分配规则实现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外在干预。为此，他指出，除非我们同时关注教育体系中教育机会的分配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认清教育扩张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这就需要研究者关注教育体系中规模增长与机会分配这一双重过程，避免出现非此即彼的倾向。[5]事实上，各个国家在不断增加教育供给、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都在积极建构社会改革方案，尽量弱化入学机会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弥合人们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