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束意味着中国重新开启了中断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这一过程中依然可以看到斯科特的所谓国家权力“规划”的影子。如果教育在“革命”时期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话，那么它现在则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了顺利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它就需要被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接受一个超经济的政治体制控制。[1]伯顿·克拉克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治权力和官僚权力（政府行政权力）两个方面。政治权力对高等教育的卷入在于不断提升高等教育的政治优势（Ascending Political Priority），如高等教育在提供公平的入学机会、提升科学生产率和提供有用的人力等方面的作用会使得政府部门、立法者、大众传媒等把高等教育看作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的程度会不断增加。[2]
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四个现代化”目标被重提，一场涉及工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的整顿随之展开。教育领域的整顿是从批判和清理“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极左思想开启的，其最终目的是确立教育、科技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从而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教兴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此，当高等教育的政治优势被提升后，政治权力的卷入便具有了“合法性”。和之前一样，教育功能的转变仍然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保持一致的认识之上，它被要求在任何时候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阶段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教育对政府的依附属性，只是从一极走向另一极。
尽管不同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政治权力总是和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如影随形，二者通过两重的或相互渗透的方式对教育这样的公共部门进行控制。行政权力对高等教育的卷入与其责任相关。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想对高等教育负起某些责任，某些机构和制度就会相应生成。“**”后作为教育秩序整顿的结果是政府包揽了办学的一系列权力，集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而政府之外的其他力量对办学的介入实际上非常有限。教育由政府全额拨款，无偿提供，个体免费接受教育。作为“代价”，个体必须无条件接受政府统一的计划安排。因此，“**”后重建的教育体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是“**”前教育制度的复制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