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教育属性的认识建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基础之上时，无论教育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作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工具，教育对政府的依附性就已经潜在地内含于其中了。而由此确立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标准，无论是政治标准，抑或是学术标准，都实际上是这种依附性的体现。最为典型的是教育“革命”时期基于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需要而确立的政治标准，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确立的，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基于培养建设人才需要而确立的学术标准同样体现了教育的这一属性。
不过，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标准从“政治”走向“学术”，从“封闭”走向“开放”时，这一具有开放特性的学术标准也被看作实现社会民主和平等的工具，更好地回应了个体、学校和社会的需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由于能够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已获得普遍的认可。但是，以考试分数特别是通过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所确立的分数作为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标准，其面临的指责和争议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除了在教育“革命”时期对其“分数挂帅”，导致教育与政治、工农和生产相脱离的指责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批评的教育考试加重学生负担、影响学生身体健康，把学生当作“敌人”对待的现象到目前依然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黑色七月”的惨痛记忆，[1]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责；[2]90年代以后素质教育的推行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另外，也有超越于教育领域之外，基于对社会公平的考量而对“倾斜的分数线”“地域性歧视”的批判等。无论哪一次批判、争论和改革的呼声都触及现行的高考制度，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有高达92.8%的人赞同高考必须改革，[3]但无论哪一次也没有撼动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主导地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