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笃运
刁玉华同志的《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付梓出版，邀我作序，我爽快地答应下来。之所以乐为其事，不仅是因为玉华同志是我多年的朋友、同事，也因为我对这一课题有许多的感受和经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2013年，中国各类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学生人数规模达3460.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更大发展，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经费投入是前提和保障，而高等教育的投资政策是影响高等教育经费的关键。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和政策先后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发展和演变。高等教育投资由国家统包、到少量“自费”试点、“双轨并存”、再到“收费制”确立；由学习费用国家负担到国家、社会、个人按比例分摊；由兴办校办工厂，开展社会服务，到接受捐赠；由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到向金融部门贷款发展等，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一直是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者关注的重点课题。如何科学地制定与落实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更多地增加高等教育投资，做大高等教育蛋糕？如何通过政策导引，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分优高等教育蛋糕？采用何种投资政策模式才能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提高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用好高等教育蛋糕？这些问题都是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领域改革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显著。因此，从省域角度系统研究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