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的具体目标往往是由公平、效率等基本目标派生出来的，即公共政策的效能一般以效率（或效果）和公平为衡量标准。
（一）效率
效率（Efficiency）一般被界定为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是所获得的效益与投入成本的比例，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等量化标准分析，当某种政策的作用无法用量化的效益或成本来表现时，效能则表现为效果。Mircea Badescu（2007）认为效率包括投入效率和产出效率，前者即如何对一个实体投入更少，而得到相同水平的产出，后者即如何在资源耗费相同的情况下使该实体产出更多，这种实体可为国家，也可为大学部门，以及普通学校。Deborah Stone（1996）认为效率的衡量涉及很多因素，在投入方面，它涉及如何计算投入，如何确定某种投入与某种产出的关联，如何确定某种投入的机会成本（投入于某种事物就意味着牺牲对其他事物的投入）；在产出方面主要涉及：第一，如何确定产出目标，如学校是争取科研多出成果，追求教学多培养人才，还是希望咨询多为社会服务；第二，在多种产出目标的条件下如何决定这些目标的组合比例，如对一个学校，如果教学、科研和服务都要做，这三者的地位和比重问题如何安排。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指出政府干预之所以能够提高效率，主要是由于当经济衰退、资源不可获得时，要想走出衰退靠市场自我修正机制太慢，而政府行动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策还可以有效降低不完善信息下的市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政府通过其政策选择来建立或影响“游戏规则”，为市场提供有效制度环境。
（二）公平
公平（Equity）简单来说就是指收益在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分配程度，由社会效果来衡量。Deborah Stone（1996）认为公平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是机会公平，每人都有同等的获取分配物的机会，但不保证最终都能得到。第二是分配公平，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分配物对于一定范围的人群是一样的，但对于该范围之外的人可能就不同了；二是，在不同的个体或集体之间是平等的，但对这些个体的背后或群体内部的每个人来说可能并不平等。第三是最终状态公平，它会充分满足每个人不同的偏好、实际需求和价值追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