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热情关注起源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于 20世纪 60年代初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投资看成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从此开始了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研究。经济学家们首先把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如舒尔茨（Schultz，1961，1963，1968）和丹尼森（Dension，1962）等的研究都力图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具有很高的贡献率，从而说明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并为加强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19]
真正关注高等教育投资本身问题如投资体制、投资规模、投资成本与收益等的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贝克尔（Becker，1960，1964）[20]、舒尔茨（1961）、汉森（Hansen，1963）等人利用内部收益率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开创性研究。
汉森把私人收益解释为私人税后收入与私人资源成本之间的差额，而社会收益是所有个人税前收入和社会资源总成本之间的差额。虽然税前收入高于税后收入，但由于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给予巨大资助，致使个人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造成了高等教育社会内部收益率低于私人内部收益率的一般现象。萨卡罗普洛斯（ Psacharopoulos，1973，1981，1985，1994；Psacharopoulos & Patrions，200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致力于对教育成本－收益的研究，通过计算不同层次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比较世界各国的教育投资回报，为各国教育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先后对70多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研究和国际比较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初等教育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收益率；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发展中国家教育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教育收益率；所有的教育投资收益率都高于 10％的资本机会成本通常标准。[21][22][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