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决定生前不出全集，因为许多文章都发表过，而且已有几本单行本，重复出版没有多少价值。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主意，同意出一部相当于全集的文集呢？一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出版系列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的全集，催着我编纂出版，学校的决定不好拒绝；二是学生也催着要编我的全集，希望看到我的所谓教育思想的全貌；三是我想了又想，觉得如果身后人家来编纂我的全集，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有些错误如何改正？有些提法怎么解释？有些早期的文章到哪里去寻找？有些文章有交叉重复如何处理？等等。还不如现在我可以自己选择一下，有些错误的地方纠正一下，过去遗失的文稿，我也容易找到。于是答应出一部文集，而不是全集。因为我的文章杂得很，往往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没有对教育某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常常说，我是教育方面的杂家，而非专家。许多文章往往是报刊“逼”出来的，所谓“时文”，时过境迁，也就没有多大价值；另外，因为要强调某一个问题，如素质教育问题、教师教育问题，所以内容多有重复。又因这些内容无法全部选用，所以需要下一番功夫对其进行筛选、整理。
我是教育杂家，从20世纪“**”结束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可以说涉及教育许多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从教育宏观层面上，我首先提出了教育与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的观点；提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以及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等。从教育微观层面上，我强**育观念的转变、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提出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主体”的观点；提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四条教育原则。同时，对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我也提出过一些肤浅的见解。但是我的毛病是，提出了一些看法，就掷到一边了，并未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些提法引起了学界的争论，我也没有去与人论战。所以，文集的出版，也只是把我对教育的一些看法整理一下，并无多少学术价值。但读者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界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见解。文集仅供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参考，并作为资料留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