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的一位学生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接待中国内地的一个代表团，团长是某某副厅长，但名片上在他的名字的后面括弧中写着“正厅”二字，表示他虽是副厅长，但享受着正厅级的待遇。在会见客人时，有一位台湾学者就称呼他为“某正厅”，让别人听了莫名其妙。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知识分子中每个人除了名字外，还要起一个号或字，一般朋友来往，不能直呼其名，只能呼他的号或字。例如，毛泽东，字润之。他的老师和朋友都称他为润之，而不称他为泽东。在美国，台湾朋友按照旧习惯，以为那位副厅长字正厅，所以称他为“某正厅”。实际上闹了一个大笑话。无独有偶，有一位某地方的大学校长要访美，当地一所大学校长给他发了邀请信。但他不满意，认为他虽是地方大学的校长，但是享受副省级的待遇，因此要求美方州长发邀请信他才能接受。当然，对方并不买你副省级的账，访问只好告吹。这种事在国内更多，名片总要印上是什么级别，以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国社会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在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人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用不着表明自己是什么身份。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要处处表明自己的身份呢？因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价值，可以享受不同的待遇。接待方也很看重对方的身份，因为不同的身份可以给他们带来不同的好处。如果是中央某某部掌握着经费的大员来，当然要认真接待，即使是小小的一位处长，也不能怠慢，因为说不定他的一句话影响到本地的一个大项目。原来，身份与权力相关，与利益相关。
中国讲究身份等级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为什么这样说？且听一位封建文化的卫道者的一席话。中国清末民初有一位学者，名叫辜鸿铭（1857—1928），人称“文化怪杰”。他长期住在欧洲，精通数国文字，他写了一本具有世界影响的书，名曰《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或《原华》，是用英文写成的，曾被译成法、德、日多种文字，1996年才被译为中文。他认为，中国孔子创造儒教，不同于欧洲的宗教。欧洲的宗教是教导人们做一个善良的（个）人，儒学则教导人们做一个善良的公民。他说：“儒教则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他解释说，孔子教导人们，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中，除了利害这个基本动机外，还有更高尚的行为，这就是“责任”。为了给这种责任找一个基础，孔子提出了“名分”，所谓“名分大义”。中国人历来教育人们要“安分守己”。原来讲身份、讲等级就是从这个“名分大义”而来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它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做了与身份不符的行为，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辜鸿铭把它称之为“责任”，但这种责任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而是尽你的“名分”内的责任，超过了“名分”的事，就是越规，就是不尽责任。他说这种“责任”是“利害这个基本动机”之外的。但实际上如何能跳出这“利害”二字？封建社会讲究名分，不就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的利害？今天讲究身份也就是讲究名分，不也是为了一己的利害？所以这种“名分大义”实是当今官本位的文化基础。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所以至今还有广泛的市场，而且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