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时代，是时代成就了我。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你敢钻研国外的，特别是西方教育家们的理论学说？你敢提倡多元价值观、张扬学生的个性？你敢不经过支部的批准去写论文、搞课题？是改革开放，让我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有了再活一次，再加油干一次的冲动和韧性。我感谢“十年浩劫”的磨难。人遇到苦难，战胜了；跌倒失败，站起来了，那么这个苦难和失败就是财富。
1966年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真诚幼稚而狂热地“闹起了革命”。疯狂的十年，我伤害了不少领导和老师，甚至包括我的父亲。1976年我掉入人生的低谷。全局教师普调工资，我是4个缓调工资的一个，离开了教育教学一线，到印刷厂劳动。在孤独中，我炼狱似的痛苦反思，重读自己，想清楚“我是谁，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整整一年，边在工厂劳动，边面壁炼心。反思中，人生目标逐渐清晰：以往诱人的功名离我远去。我只想当一个家长放心、孩子们喜欢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心愿简单了，心态也平和，心境就平静。心无旁骛，专心做事时，我不再在乎领导和他人的目光与脸色，不去计较茶余饭后的指指点点，压抑在心底的那种创造的大胆与冲动，我又找回来了!我慢慢明白，人生是一个炼心的过程。成长需要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精华，做到取舍得当。入世，我要做事立业，但不盯着功名；避世，我要立足脚下，但不拉山头，不争你高我低；出世，我心无旁骛，得失皆自然。
1977年我从印刷厂回到教学第一线。日夜苦战，咬紧牙拼命干，33个学生考上了市重点中学。1979年，天长小学老校长李承龙提出:退出升学竞争，“宁丢三分不丢方针”。要从题海中爬出，从拼消耗的战场撤出，向40分钟要效益，把学习的主动权、课余时间的支配权还给学生。搞好了，是义务；搞砸了，牌子砸了，唾沫都可以淹死人。我当时是年级组长，单凭一个人的脑袋不行。每周2次集体备课和课后反思讨论，集思广益，资源共享。我试着要求学生天天读报、听广播、看电视，每周挤出一节语文课上课外阅读指导。可家长怕学生看闲书、看电视，觉得我不可理喻!现实是考试少一分，想进重点就是几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