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来的机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到了一起。
记不得具体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在我当时供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的一个内容大概是研究课堂教学问题，并要求所在学校提供上课的实例。当时全校教师都精心做好了开课的准备。我因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工作，校长要求在开会前必须更新全校黑板报的内容，忙得我连备课的时间也捞不到。
想不到开会那天来听我课的校长还特别多，把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我执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从来不用串讲法，而是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结合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通过师生对话，引导学生体会文言词句的含义和表达作用。这样教学文言文，学生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引起了市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们的浓厚兴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过后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点中学教导主任会议又在我校召开，又听了我执教的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获好评。这两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年底，校长给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级教师申请表》让我填写，说是县里推荐我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老实说，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评选特级教师，挑选特严，比例是三万分之一，而我的条件又太差：学历初中毕业；政治身份“摘帽右派”；在市里又毫无知名度。但出乎意料的是，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一轮轮地淘汰，最后留下了36名幸运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说，钱梦龙的机遇好，如果没有那两次市级会议的听课，他怎么可能脱颖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学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所展示的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堂课，上课前也没有精心地备课，但为了上好这两堂课，我却准备了几十年！事实上，从我走上讲台、摸索适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在“时刻准备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