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湛
李明阳同志寄来《教育路上行与思》的书稿，我读起来感到很亲切。
李明阳同志是学师范的，毕业后先在安徽的一所农村师范学校任教，而后走上教育行政管理岗位，在省教育厅工作已经二十又四年。在厅里的20余年中，有10年是担任厅基础教育处的正、副处长，7年前升任厅领导，现任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总督学。我简略介绍李明阳同志的工作履历，是想说明他30余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主要是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我与李明阳同志相识并有交流，正因为我也是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21世纪初的几年，我在教育部任副部长兼任教育部总督学，主要负责基础教育工作。当时李明阳同志正担任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工作上的联系多一些，围绕基础教育工作的交流也多一些。今天读李明阳同志教育书稿，书稿中主要写的是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读来既勾起许多回忆，也激起很多共鸣，因而觉得亲切。
李明阳同志在基础教育管理工作的领域里一路走来，且行且思，他的实践与思考，有三点值得一说。
其一，其行求实。安徽的基础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安徽地处我国中部，是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也是基础教育大省。安徽夙有“耕读传家”的重教传统，城乡群众对“有学上”“上好学”，有着强烈的诉求。但是安徽基础教育底子较薄，满足群众“有学上”“上好学”诉求的困难也较多，安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要艰难得多。21世纪初，作为全国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试点省份，安徽的基础教育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农村税费改革与教育何干？不了解这段教育历史和当时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的人是很难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但当时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影响巨大，原来支撑农村义务教育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和面向农民的教育集资这两大支柱一下子撤掉，新的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的大厦靠什么来支撑，对当时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说，是最紧迫、最严峻的问题。而一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和安徽省设计的方案对税费改革给义务教育带来的影响认识是不充分的，应对措施也是乏力的。这时，最关键的问题是让方案制定者、决策者对实际情况有准确的了解，对税费改革给义务教育带来的影响有深入全面的评估。此时，说实话，听实话，反映实情，了解实情就至关重要了。我们不能忘记安徽省教育厅和安徽教育系统的同志们，他们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反映实情，表现出科学的态度和无畏的勇气。李明阳同志正是安徽教育界积极而勇敢地反映实际情况的许多同志中的一员。当时他正担任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这个岗位在当时应该说处于风口浪尖。2000年下半年和2001年，我几次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去安徽调研，在省、市、县、乡及基层学校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反映。李明阳同志参与了调研的组织工作，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和他有了较多的接触。由于安徽的试点和探索，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同时，我国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2001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重新定位，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经费投入也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范畴。这一段改革历程向我们表明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体制改革的成功是与一线广大的改革参与者求真务实的工作实践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