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受过教育的西方社会的成员，我们享有许多共同的假设：其中一种假设是，我们能够潜在地认识一切可以认识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开始把认识推向其极点，而且询问什么是“认识”、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任何事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才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在宇宙开始存在之前存在着什么？所有创造物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事物的存在？当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才开始明白，可能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我们所无法把握、认识甚至想象的，更不用说理解它们了。
但是，这些问题却是那种连小孩子都会感兴趣的问题。正如所有的儿童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一样，他们也都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提出的那些天真的问题常常具有某种深度，以至于即使我们花费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也难以了解。为什么会有地球？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死亡？我们为什么非要死亡？是什么使我们活着？妈妈，在爸爸把我放在你的肚子里之前，我在哪里呢？当我在5岁时向我的母亲提出这个问题时，她那令人震惊的回答——“我不知道，宝贝”——促使我第一次产生了积极想象的体验：我曾对着一片白云进行过茫无尽头的等待，等待着苍天把我召唤到我父母的卧室——这种等待是极其令人厌烦的。那种体验教导我，我能生活在这里，这是一件多么奇迹般的事情啊！生命是多么宝贵啊！一个人必须怎样珍爱生命，怎样欣赏度过的每一天。
对人类起源问题的关注使儿童具有了神话学和认识论的倾向。他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失去了这种倾向，是因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人并不享有这种倾向。然而，有少数人却从未停止过这种认识论的探求。他们就是那些奋斗不息以至最终成为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人。他们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要去发现这些天真问题的答案。当他们找到答案时，这些答案反而只是引发他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被这些问题纠缠住，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了他们自己毕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荣格就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