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儿童学业成就与家庭背景有关，学业失败有其家庭成因，而不能总是“到学校里”或者“问老师”自己家孩子为什么学习不好了。这个家庭成因的核心是亲子沟通问题，此外还包括专门的学业指导方式、父母学历等的影响。下面将对本书的主要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首先，学业成就存在代际传递，父母的学历与孩子学习成绩存在关联。在多数家庭中，父母的学历通常在他们结合时就相对固定下来了，孩子不能选择父母的学历或者家庭条件。但我们不能回避，一些教育社会学研究表明教育成功（Feinstein et al.，2004）、学业成就（Coleman，2000）等教育现象存在代际传递问题，甚至得出父母和儿童的学业成就或受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为0.4的惊人结论。本书验证了这样的看法。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同时表明，在父母学历和儿童学习成绩之间，还有很多中介变量。例如，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一般知识和能力水平，预测了其沟通能力，预测了他们是否有相应的指导孩子学习的能力，由此影响了孩子的学业。这些中介变量本身才是影响孩子学业的更直接的因素，而且是有可能干预改变的，而相比之下，父母学历只是个远端因素，这也是本书深入探讨和比较不同学业成就儿童亲子沟通模式的原因所在。
在第四章的定量分析发现了这一规律之后，我们又通过质性分析为学业成就代际传递过程中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更详细的说明。为了更直接地发现亲子沟通行为与儿童学业的关系，我们除了考察一般沟通能力、沟通模式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外，还通过第五章专门考察学业背景中的亲子沟通行为与儿童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的关系，不仅关注一般沟通行为与儿童学业成绩的关系，还深入考量任务背景中父母具体指导行为对儿童行为反应、任务成绩的影响，以求更细致地描绘出亲子沟通在学业成就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面对孩子的学业任务，许多差生父母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所需帮助和指导，通常将教育的任务推向学校和社会（聘请家教、报课外辅导班）。因此，与儿童的学业沟通更多集中在对其学习习惯的督促和成绩的指责上而不提供有效的方法指导；亲子共同解决问题时父母的替代行为和权威标识行为较多，而建构主义指导行为较少，不能促使儿童积极、深入思考（一级认知压力高、二级认知压力低）。社会学研究者在研究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问题时，提出亲子沟通是父母向子女传递人力资本、技能和生产力的主要方式；而父母教育参与和具体学业指导行为就是父母向子女传递人力资本的直接途径（Kao & Rutherford，2007）。本书正是通过心理学实证研究解释和验证了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