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往亲子沟通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亲子沟通模式研究的不足
第一章介绍并综述了亲子沟通模式研究中的几个主流工具及其相应的模型描述，我们发现这些模型和测量工具一方面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和研究抽象沟通模式的手段及工具；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和工具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量表维度界定都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异，这导致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例如，上文提到的McLeod和Chaffee（1972）的社会定向，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的服从定向主要是用来描述父母和儿童在沟通中服从与被服从倾向，其所关注的是亲子沟通的关系特征。而同样被广泛应用的研究工具，如Olson的家庭成员沟通能力的工具（1982，2003）、McCarty和Doyle（2001）的家庭沟通测量工具等却以测量父母或儿童沟通能力和倾向为主。早期的家庭沟通调查（FCI，Bienvenu，1969）虽然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但对该量表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在有效的31个项目中，近一半实际测量的是教养行为与期望。还有一些工具将测量沟通关系、能力等不同内容的项目归为同一个测量维度，并合成单一分数作为亲子沟通模式的测量指标（McCarty & Doyle，2001; Lucchetti et al.，2002）。应用这种测量内容界定可能存在问题的测量工具对被试进行测量或筛查必然导致数据不能真实、有效反映现实的问题。
其次，这些模型和工具普遍忽略了亲子沟通的双向性，片面强调父母在沟通中的限制行为，对儿童在互动中的反应关注不够。这从量表中以父母和儿童为描述对象的项目数量差异中可见一斑。例如，在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的26个项目中有关儿童沟通行为的描述仅有4个，其他项目都描述了父母的沟通和控制行为。虽然其他量表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补充，如考察亲子沟通过程中子女的焦虑（Lucchetti et al.，2002）、儿童的倾听和情感表达、对父母沟通开放性的感知（McCarty & Doyle，2001）等，但仅从量表维度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些对儿童反应的测量多为儿童感受、倾听和服从行为，仍然缺少对儿童主动沟通行为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