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国每一个教师，每一个青年，每一个教育团体，都应该有认识陶行知先生教育的倾向的必要性。
陶行知先生，我们不能仅仅以“民主的斗士”或“伟大的人师”去理解他；更不能以他创办了许多教育事业，就以为他是少有的“教育事业家”。如果照这样去理解陶行知先生，就是不认识陶行知先生，更不知陶行知先生与中国新教育发展的血肉相连。
我们要从陶行知先生三十年的思想过程、奋斗经历去理解他，要从他全部遗著和文化遗产去研究他。更要从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有机地配合起来，探索陶行知先生路向的来龙去脉。
陶行知先生，确实是新中国教育的创造者，他是革命的教育运动家，也是教育革命的战士。三十年来，他批判地接受了杜威主义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儒墨荀体系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本主义的教育思想，也就是陶行知的革命教育思想。
这一种革命的教育思想，绝不是凭空臆造的，他付出了三十年艰苦奋斗的代价，才有这样的成果。一位革命运动家，他无理由可以离开实践。陶行知先生一生事业着重实践，而且是在颠沛流离中，不折不扣、毫无间断地实践下去。就因为他是革命的实践，才发展他的教育思想到革命的路向，成为中国新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系。
陶行知先生创立“生活即教育”的理论是在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时候。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文化教育由此转入新时代。这时，欧美新文化思想输入中国，多多少少还保留着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思潮，算是美国比较进步的，但一经陶行知先生的吸收，就把他发展到新民本主义文化这边来。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就是中国新民本主义的教育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