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陶行知先生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印象比较好。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当然，不能把他的思想看成都是马列主义的。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事迹、学说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抗日战争时期，在民主人士当中，他应该属于邹韬奋那样的左派人物。
一九三○年我进了他办的晓庄学校，这个学校是陶先生靠募捐办起来的。因为他本人当时流亡在上海，我在晓庄学校期间并没有见到过陶先生。
那时候学校里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共产党员也很多，很活跃。后来学校被国民党封闭了，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有十四位同学被杀害在南京的雨花台。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以后，陶先生在上海化名写文章，他与史量才有点关系，经常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编成了两本书，一本是《斋夫自由谈》，一本是《古庙敲钟录》。
他还创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他提倡从幼年就开始培养喜爱科学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玩“科学把戏”，引起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后来，他又办了一些“工学团”，主要是在工人区、郊区农村招收农民和工人的子弟，还有一些城市贫民的子弟。学生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团，就是团结、联合的意思。
工学团办在几个地方，其中比较大的一个是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之间的大场，名字也就叫做“山海工学团”。当时是马侣贤同志主办的，他是晓庄学校第一期的学生。在上海的北新泾也为工人农民子弟办了一个工学团，叫做“晨更工学团”。这个工学团是徐明清同志主办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我参加了学生救国运动，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所作所为很不满意，就写了一封信给陶先生，要求到上海去工作，经他介绍，我便到了山海工学团当教师。我是一九三二年冬天去的，后来还担任了团长，即校长，直到—九三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