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同志1982年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早在1927—1937年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里，白区的党由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和党内的王明路线，白区党被破坏殆尽。……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革命是立了大功的。”（见《陆定一文集》781页）这段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因为就是在这段时期的1930年，我有幸在陶行知主办的晓庄学校里当了一名末期学生，陶行知在上海主办的教育单位里，1932年冬我去当了一名教师（称指导员），后来当了校长（称团长），和他过从较密，知道不少他被通缉逃亡到上海后的活动情况，并亲自受到他难忘的教益。对于当时地下党的情况和陶先生怎样由党的朋友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是比较了解的。围绕这一问题，回忆当时的历史往事，一位时代巨人的伟大形象，岸然立在我们面前，令我钦敬不已。
我为什么要去晓庄学校？因为我是一个穷学生。我的家庭是下中农，父母带着五个孩子，由合肥老家迁居江浦，租种地主的地，经常借债，过着艰难的日子。我是长子，父母费尽心力要我读书，以求改变门庭。在十四五岁时，进了县城一家私立国文补习学校（也有数学、英文课程），每月除了交2元学费外，还需交五六元的膳费，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父亲将大牛卖了再买小牛，省下一些钱供我学费。母亲从离城数里的乡间，每天日出前挑送烧柴给学校，来抵付我的膳费。有一次在冬日大雪天，我刚一起床，见到母亲穿着草鞋在雪地里挑柴送到学校，脚都冻有裂口了，我心里实在难受，再也不愿这样读下去了。求教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兼老师邓西亭先生，他原是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向我推荐去晓庄学校，他说这个学校不收学费，住在农民家里搭伙，膳食费也便宜，适合你这样的学生。这样，我就在1930年5月间去到了晓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