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离开我们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已经整整十一年了。可是他并没有死，他还是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将永远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但是，当中国文教界群起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电影《武训传》是应该批判的），接着又有人批评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从此，人们就好像渐渐把陶行知先生遗忘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使我的心中好像展开了一场战斗，使我整夜无法入睡。本年六月一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情不自禁地提出了要求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的问题，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有关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我就连日接到各处来的电话，各处来的信，还有我朋友亲自到家里来，表示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从上海、济南等地来的信中甚至于说，他们是含着眼泪读完我的发言的。这种眼泪，当然是对陶先生的追怀和对我的同情所流出来的同情之泪啊！
这样就充分证明我要求对于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一点也没有包含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成分。当然，我也毋庸讳言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陶先生是我的知己，也是我的老师，特别是在他要离开我们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我是处处把他当作一个榜样来效法的。
那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将要结束的时期，或者说，就是抗战结束时期的前后，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愈来愈残酷。在昆明，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并且公开地说，在重庆要暗杀我，在上海要暗杀沈钧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闻此讯，就一面与反动派搏斗，一面准备着死，他致死的脑溢血症就是从这样产生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向他学习。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那一个时期，他彻始彻终地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一切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