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近年来，有很多介绍和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论著和文章，这对于学陶师陶，推动与升华当前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要真正准确深刻地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把握它所赖以建构的基本范畴是不行的。本文拟对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一定探讨，这些范畴共有五对，即：行与知、劳力与劳心、做与学、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每对范畴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五对范畴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共同构成了陶行知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体系，是我们了解、领会、研究与评价其整个教育思想的一把钥匙。
一、行与知
这对范畴是最根本的范畴，对于其他几对范畴具有奠基和调节的作用。对这对范畴的论述构成了陶行知教育哲学的认识论，决定着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基本倾向。
在陶行知以前，先后有许多教育家对“行”与“知”的关系做过不同的分析。《中庸》中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致知五段说，主张由学而思、由思而知、由知而行。明代王阳明则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倡导“知行合一”学说，强调认识理性在人的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否认知识由“格物”而来。显然这些是重知贱行、先知后行的唯心认识论。陶行知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就深受“王学”的影响，信奉他的“知行合一”学说。但自他从国外回来投身于中国教育实践后，特别是在乡村教育实践以后，就逐渐地发现他所信奉的知行观是不完全的，认识到“王学”为代表的知行观对自己思想的束缚，对中国教育的消极影响。他说：“中国学子被先知后行的学说所麻醉，习惯成了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