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三卷)

章开沅

字体:16+-

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1990)、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章开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章开沅与唐文权在“陶研”方面所著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在“陶研”界是扛鼎之作。在该书第一章“陶行知现象”中,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过程。痛定思痛,告诫人们警惕“陶行知现象”的重演,决不允许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将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处理,以致将弥足珍贵的教育文化打入冷宫。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溘然长逝,不仅震动了南京、上海,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陶行知的评价却开始悄悄下降。1950年7月《人民教育》社论强调,“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学说”。1951年4月后,随着电影《武训传》“讨论”在全国急速而广泛地铺开,对陶行知重新评价的号角便正式吹响。连篇累牍地批判武训的文章,犹如探囊取物一样,便捷快当地将批判武训转向批判“武训类”。自此而后,被誉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便从四海仰慕的辉煌顶峰,推落到无人问津的晦暗幽谷。极“左”思潮对中国教育的破坏与阻滞作用,岂可估量?1985年9月5日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当时对陶行知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初级的”。通过“陶行知现象”深刻地揭露了极“左”思潮的危害,因而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力度。对陶行知的批评,在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极为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