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我终身服膺的伟大教育家，自幼就为他创办晓庄师范，提倡小先生运动，组织工学团等创举所吸引，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知道他是著名的前辈学长，更增加了几分亲近与景仰。因此，当金大电教科制作有关武训的教学幻灯片时，我还在墙报上发表《陶行知与武训》时评。认为根据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更应该宣扬陶行知的思想与实践。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我服从组织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工作，本应更加努力学习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却不料领导偏偏要我们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武训传》电影横遭批判以后，杜威与胡适师生俩连同陶行知都成为应该扬弃的“资产阶级货色”。尽管学校经常提倡的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学校面向社会等等，都使我们联想到陶行知早已论述过的那些更为精粹确切的话语。
直到“**”结束以后，华中师院的前任领导才得以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组织教育系教师编辑出版了首部《陶行知全集》，并着手加强陶行知研究。但是由于当时我在忙于“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仍然顾不上研究陶行知。
1984年担任华师校长以后，教育部出于协调全国各地陶行知研究的工作需要，特地安排我参与这个重大项目，我这才赶紧把“陶研”提上自己的工作日程，并且与已故的唐文权老师密切合作，共同撰写《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这本比较详尽的学术性传记。我很珍惜这个难得机遇，因为它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视野，还结识了几代忠诚执着的陶行知研究者，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老一辈的陶研先辈，如方明、张健、胡晓风等。他们很多就是当年行知教育的对象，亲自领受过陶公的淋浴教诲；又是陶行知沐浴教育事业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终生为推广与发展陶行知的理论与实践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