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这一时期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个体人格，他在借助于王学的同时，又对充满道德说教气味的基督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入大学后，暇时辄取《新约》展阅之，冀得半言片语以益于身心而涤其伪习，”[28]把基督教义作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的利器。不仅如此，基于救国救民的需要，他还注目于基督教义中朴素的人道主义因素，并于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信仰基督教是陶行知早年在自己人生信仰方面所作出的重要选择。这一选择，深刻地影响到陶行知的人格风范的塑造，以及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尽管他后来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接受更为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但这种影响的痕迹始终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事实上，他后来所奉行的“爱满天下”的主张及其伟大的牺牲精神，就与基督教的博爱主张和耶稣“舍己为人”的救世精神有着某种思想渊源。
需要说明的是，陶行知虽然一度皈信基督教义，但他并未成为一个狂热偏执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有自己的认识，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基督教义的，从未盲目信仰过。他对基督教义既有接纳，又有排拒，接纳中有排拒，排拒中有接纳，这种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清醒的理性精神，使得基督教信仰对他的影响积极的方面远远大于消极的方面。陶行知之所以被人民所长久崇敬，原因之一是他具有伟大的人格风范，而这一人格风范的塑制又显然离不开基督教信仰所起的作用。[29]
1914年6月，陶行知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因1911年金大已在美国纽约州立教育局和纽约大学注册获得认可，故金大的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和学位，并能直接赴美深造。由于陶行知一贯品学兼优，素为金大美籍校长包文（Bowen）器重。此时，包文更是鼓励和支持他赴美深造。在师友和父母的帮助下，1914年秋，陶行知终于启程赴美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