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行新教育的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们，在社会现实中，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在此，想以下面三位学者为对象，做一番考察。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从师杜威，后又在杜威访华期间陪同访问并担任翻译，积极推行新教育思想的哲学家胡适（1891—1962年）、教育学家陶行知（1891—1946年）以及在教育界推行道尔顿教学法的实践家舒新城（1893—1960年）。
一、胡适
胡适作为退还义和团赔款的官费留学生留学美国。其间，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他提倡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积极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反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胡适反对“中体西用”论，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一切，提倡“全盘西化”论。他根据实用主义的“实验精神”，主张采取只相信得到确证的事物的科学态度，认为知识是调节生活的工具，主张用这个工具去一步一步地解决具体的问题，使中国接近近代西欧。根据这一观点，他反对革命主义，企图依靠有良知的人们组成的“好人政府”逐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1924年出版的公民教科书第三册“好政府”一节中可以看到与此相同的主张。由于持有这种亲西方的改良主义观点，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参与五四运动以后的反帝爱国运动。胡适在和李大钊（1889—1927年）进行“问题和主义争论”时，公开表明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抛弃了初期对儒教的激烈批判，给传统思想披上了近代的外衣，终究成为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拥护者。不久，他便参与了蒋政权反动政策的制定。
二、陶行知
陶行知和胡适同龄、同乡，并且也从师于杜威，是新教育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之一，但他选择的却是一条与胡适绝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