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中国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按时期分为下列几阶段。第一期，是介绍陶行知学说的阶段（1924—1951年）；第二期，是批判陶行知学说的阶段（1951—1953年）；第三期，是停留期（1954—1980年）；最后，介绍陶行知学说，同时对于其教育思想之研究盛行于全中国的阶段（1981年以来）。相较之下，在日本学界研究教育哲学，大约分为三阶段进行。即第一阶段（1930—20世纪40年代初），是教育当作解放国家与民族武器的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初），是使西欧教育逐渐本土化的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现在），是从民族与民主方式的新教育、建立新日本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得到一种教训的时期。据此，中日两国收容西方教育哲学，发展改造一新具有不同的面貌。无论如何，让人注目的一点是进入两千年代在日本、美国、韩国等地出现关于陶行知的教育哲学硕博士论文，其研究走进一**的阶段。
与海外学界的研究趋向相反，在韩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而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地展开，并进入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中韩建交（1992年）以后，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学活跃地进行研究与政治情况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从事研究中国教育包括陶行知的教育哲学的人员并不多，自然造成研究及其成果劣势的一面。而就其研究学会来说，有一个韩中教育学会，就是韩国人当中关心中国教育的成员组织的。学会成员的专业大抵集中于教育学、历史学、中国汉语文学方面。其中范围限于研究中国教育的专家学者少之又少。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说是韩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以民族解放教育论、生活教育论等为中心的介绍阶段。而其介绍阶段最有影响的成果应该是日本学者所写的一些资料。如日本学者斋藤秋男翻译的《民族解放的教育》（明治图书，1960年）、《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形成》（明治图书，1983年）等书传入韩国境内，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在韩20世纪80年代前后撰写有关陶行知教育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律基于斋藤秋男翻译的书写成的。相对而言陶行知与梁启超、康有为等近代人物相比，在韩就有少数人熟悉其人罢了。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中韩两国仍未有建交的时期，因而韩国教育学界只能靠日本方面的成果进行研究，我猜想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所需的研究不得不受到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影响之下，韩国学者做翻译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所需第一手资料《陶行知全集》（全6卷，1985年）、《陶行知全集》（全10卷，1991年）两套的刊行，起决定性作用的确是中韩建交一事。在韩对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活跃地进行研究，显然始于中韩建交以后，这是可以确定的。之后，韩国学者陆续地写出其翻译与专著，如涉及异于主题领域的“生活教育论”“民族解放教育论”“儿童教育论”等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