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就南洋各地来说，算是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这里的华侨社会，信息十分闭塞，侨胞们长期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他们勤勤恳恳地从事各自的职业劳动，和缅甸人民相处得很好，素有“胞波”（缅语，同一卵所生，即同胞之意）之称。他们和其他各地华侨一样，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生怕自己的子孙后代缅化忘祖，所以凡有侨胞聚居的地方，都有侨校的设立，哪怕只有十来个孩子的小乡村，也要请个“先生”去教他们的子弟学习祖国的文化知识和为他们办事。他们对于陶行知“先生”是十分尊敬的。他们要求“先生”除教育他们的孩子外，还要求能够按照祖国的风俗习惯、民族传统美德，为他们的公益事业多出主意想办法。
缅甸兴实搭埠的铭新学校，附设干凤山寺里，该寺就明文规定：“教师须兼理华侨公益事务，如调解民事纠纷，为善男信女辩签诗以及为侨众主持、协理婚丧喜庆等事宜”。因此，这个学校的教师，便成为当地侨众的“中心”人物，而学校也就成为当地华侨“神、政、教”三位一体的最高机关了。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有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才需要办各种各样的教育。教育问题同社会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说教育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
陶行知先生说：“学校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可知改造社会的担子就搁在教师们的肩上了。
教师们有没有能力挑起改造社会的担子呢？这在当时缅甸华侨社会的情况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教师是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为了怕丢掉“饭碗”，教师只好千方百计去争得董事们及学生家长们对自己的好感；而董事们也不希望教师们在规定的工作范围外去“惹是生非”。再说，当时教师的水平都很低，能称得上“合格”者，可以说寥寥无几，都是一些在祖国念过几年私塾，或替商店记账退下来的老先生们，或由这些老先生们培养出来的一知半解的读书人充任。这些人应付上已是自顾不暇，当然是谈不上改革的。因而学校长期停留于半私塾状态，华侨社会也因而长期保留着祖国清末社会那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