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新教育运动中我们已经熟悉了陶行知。陶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使他名扬天下并且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还是其中国化、大众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2]
陶先生曾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1917年陶行知由美留学返国，先在有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后来在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时，他担任主任干事，实际上是新教育运动的“总司令”。1927年，在南京创办了著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仅仅维持了四年[3]，就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办，陶行知本人遭到通缉。通缉令虽然只是威胁并未付诸实际，陶先生却被迫逃往上海，并在那里隐居了几年。1932年他在上海发展了“小先生制”和“传递先生”制，并接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35年日本完全占领东北以后侵入华北，作为对“时代需求”的反应，陶先生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同时，他还积极地倡导“联合战线”，结果再次遭到通缉。但是，陶行知并没有被捕入狱，而是于1937年至1938年期间来到美国，做关于中国教育与政治的演讲。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再次提倡“战时教育”。他的生活教育社在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后，于1938年正式向政府注册。著名的育才学校位于重庆郊外，是一所招收和培养难童中天才儿童的试验学校，由生活教育社晓庄研究所管理。在陶先生的领导下，生活教育社目前正在起草纲领准备发动一场新的运动，将在十年内教育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
在中国，陶行知出名要早于晏阳初。起初，人们觉得陶行知与“新教育”接近，晏阳初则一直与“平民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有趣的是有一家人分别给予了陶行知的“新教育”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支持，到晏阳初开始他的平民教育运动时，陶行知已经与一位刚刚卸任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陶行知第一次到我的家乡——浙江嘉兴参观平民教育，在那里晏阳初正在用幻灯作为教学的工具。这场成功的示范引起了这位新教育运动领袖的极大兴趣。回到上海以后，他向已卸任的总理的夫人朱其慧谈及平民教育的成绩和结果，并立即把这位刚刚涌现出来的平民教育运动领袖介绍给熊夫人——一位未来的合作者。[4]熊希龄夫妇对于教育事业，夙具热诚，他们的女儿熊罗拉曾在美国学习过教育，目前是蒋介石的夫人组织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负责人。她的好朋友，也曾在美国学习过教育，后来在朱其慧去世后成为她的继母。熊希龄一家人一直以他们在教育和慈善方面的工作及贡献受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