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个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一、两个同时代人之间的关联
根据笔者考证，莱希维恩与陶行知分别于1927年和1938年周游世界，其间二人的空间距离可谓近在咫尺，然而，这两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却一生未曾谋面。
莱希维恩1927年1月至3月游历亚洲期间曾从上海出发，在广阔的长江三角洲进行学术考察，并到过南京。“借助于好向导和快汽车，他饱览了内地的景象。”[208]倘若这位耶拿国民业余大学的校长知道，有一位名叫陶行知的中国同行与自己的教育志向极其相似，而且此时恰在南京郊区积极筹备他独特的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开学典礼3月15日）的话，想必他一定会前往拜访。莱希维恩回国之后撰写了经济地理学专著《全球原料经济》以及迄今仍具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东亚的人口压力》，其中，援引的许多农业经济方面的原始资料都来自南京各大学。由此可以推测，他当时很可能与国立东南大学农业科主任、植物学家邹秉文（1893—1985）有过接触。[209]而邹秉文与陶行知曾在南京高等师范是同事，亦是长年的好友。
1933—1939年，莱希维恩在柏林远郊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在那里以其具有独创性的教学工作和具有建设性的学校教育理论著作《创造中的学校百姓》（Schaffendes Schulvolk，1937）和《乡村学校中的电影》（Film in der Landschule，1938）达到了其教育生涯的顶峰。1938年7月2日至12日，陶行知恰在柏林逗留，并十分关注德国教育界最新的发展动向。如果他知道，有一位德国的志同道合者那些天正在准备去英国进行为期四周的“德国乡村教育”演讲及介绍自己的乡村学校工作的话，[210]那么，两人的会面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与莱希维恩与陶行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前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K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1929—1930年间，莱希维恩曾在普鲁士科学、艺术与国民教育部担任部长的私人助理，并对贝克尔的人道情怀深感钦佩。[211]贝克尔早在担任柏林大学东方学教授时就主张高校改革，后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继续在普鲁士实行彻底的教育改革。他的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建立师范学院革新国民学校教师体制。这些师范学院要吸纳、消化和尝试改革教育学的理念，并通过在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应用而最终实现彻底颠覆威廉时代“埋头读书+严格操练”的军事化学校体制。[212]